作者：何中華（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從歷史上看，西方文明在其漫長的演進中表現出兩個弱點或曰局限性：一是文明與野蠻的吊詭，二是“偽普遍性”的擴張。

　　文明與野蠻的吊詭

　　文明同被它所超越和克服的赤裸裸的野蠻相比，更容易造成一種隱蔽的野蠻，從而有可能淪為偽善。作為文明在歷史展開中遭遇的異化形式，這種吊詭在西方文明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和突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揭示了資本的“文明作用”。他說：“只有資本才創造出資產階級社會，并創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產生了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這種作用所造成的歷史后果就是不斷地打破界限，因為“資本按其本性來說，力求超越一切空間界限”，帶來人類的普遍交往，從而實現“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另一方面，資本也通過殖民統治，給殖民地國家造成巨大的歷史災難，表現為“海盜式的侵略和戰爭”。對此，馬克思以英國對華鴉片貿易為例，揭露說：“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谶@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瘪R克思把這一吊詭看作“標榜文明的英國政府本身的一個明顯的矛盾”。對于英國在東方社會的殖民統治，馬克思以諷刺的筆調寫道：“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边@看似悖謬，卻是歷史本身的辯證法，也是歷史的真實。

　　馬克思指出：“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闭虼?，“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瘪R克思以其歷史主義的態度，對資本的進步意義作了充分肯定。但作為19世紀特征的一個“偉大事實”是，“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這無疑是對現代技術主宰的時代的真實寫照。人的物化和物的靈化所造成的倒置，正是人在現代文明中的歷史命運。更深刻的在于，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文明中“死的物質對人的完全統治”。在物質財富面前，人們似乎很自由，可以“自由地”支配、享用、棄置物，但在更深刻的層面上卻受制于物，“他們更加屈從于物的力量”。資本主義文明以其人道化的表象掩蓋著人的物化命運，這是富有諷刺意味的。

　　“偽普遍性”的擴張

　　所謂“偽普遍性”，就是把原本是特殊性的規定有意或無意地誤認為或偽裝成一種普遍性的外觀加以推行，甚至將其強加于他者。這在性質和功能上，都類似于馬克思所揭露和批判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策略，毋寧說這種“偽普遍性”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一種修辭形式，是這種意識形態在“世界歷史”意義上被放大和復制的產物。正如李約瑟所揭露的那樣：“許多西歐和美洲人認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負有統一全世界的使命。在他們思想上只有西方的文明是具有普遍性的，因為它本身是統一的、完整的，所以能統攝其他一切文明。這種自我吹噓是毫無根據的?！弊鳛椤皻W洲中心論”的激進的批評者，弗蘭克使用了“虛假的普遍主義”一詞。李約瑟認為：“西方人對自己的文化作出了普遍性和優越性的結論”。但這個“結論”乃是基于“歐洲中心論”這一虛妄的假設得出的。在李約瑟看來，“歐洲中心論的基本錯誤就在于它隱含著一種武斷的臆說：因為現代的科學技術確實產生于文藝復興后的歐洲并且具有普遍性，因此，任何歐洲的東西無不具有普遍性”。按照這種解釋，“歐洲中心論”的致命缺陷，就在于把科學（技術不過是其外化或物化了的形態）的普遍性同整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相混淆，把前者的普遍性（真實的）誤認作后者的普遍性（虛妄的）。其實，“歐洲中心論”的更深刻的癥結在于，它還混淆了科學本身的“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作為“所指”，科學無疑具有普遍性，譬如我們不能說物理學定律的作用會因為文明類型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因為它所揭示的自然律是價值中立的，因而在其適用的范圍內是普遍有效的，從而不受各種文明及其傳統等變量的干擾和影響；但是，作為“能指”，科學又具有特殊性，它只能依賴于特定的文明及其傳統的孕育，基于某種特定的文化取向。這正是在回應“李約瑟難題”時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不過是一種文化承諾。只有自覺地澄清這個差別，才能解構“歐洲中心論”的獨斷論立場及其偏見所帶來的束縛，同時拯救出科學的普適性，使其也能夠為非西方民族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