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心理學：路徑重構與方法創新

　　作者：尹繼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冷戰結束以來，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理論研究進展為兩方面，一方面，隨著大數據、互聯網智能空間的興起，領導人的政治心理以及國際關系戰略互動心理分析的數據多樣化發展；另一方面，受到“新行為主義”革命的影響，國際政治心理與行為的新方法和技術應用日益增多，比如實驗模擬、調查數據等。在此背景下，傳統的定性研究所依據的概念及其類型辨析、歷史案例邏輯比較等方法論是否還是國際政治心理學理論創新的必要基石，這是亟待思考及解答的問題。

　　理性假定重構

　　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理論解釋，其邏輯起點在于對理性假定的進一步放寬，也更為符合人類行為和國家行為的基本預設。這直接來自理性選擇理論鼻祖唐斯（Antony Downs）關于理性人的經典界定，他將理性人界定為排除了情感、人格等非理性要素以及復雜動機的行為體，因此行為體的理性偏好是給定的和恒定的。對此，借鑒心理學中的實驗研究以及人類行為的科學分析，國際政治心理學提煉了與此相對的“有限理性”假定，這一假定更為符合人類及其社會行為的基本特征。在此意義上，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理論是更為符合事實、更具有解釋力與預測力的理論。行為體的“有限理性”源于以下多個方面的要素。

　　其一，認知偏差。在純粹的理性假定看來，行為體的認知及其決策是基于充分信息，以及具有完整且優秀的認知能力等，所以行為體對彼此偏好的認知及其互動是先驗給定的，同時也意味著在理性的思維下，最優方案選擇是國家及領導人的最為理性的選擇。在認知革命的影響下，國際政治心理學學者重構了行為體的理性假定，提出由于重要的認知機制，行為體的認知及其判斷具有固有的偏差，亦即既有認知結構會塑造預期進而影響正確認知。在這方面，以杰維斯（Robert Jervis）為代表的早期認知學派，從認知偏差的角度系統梳理了為何沒有戰爭意愿的國家走向了非本意的戰爭結果。

　　其二，情感驅動。人不僅是一種純認知驅動的動物，而且也受到自身的情感、感覺的影響。情感會塑造人的內在需求與驅動力，從而影響行為體的基本立場、現實需求以及判斷選擇。心理學中重新關注情感對于認知偏差的塑造作用，反映到國際政治的認知理論中，即以勒博（Richard Lebow）為代表的學者，系統辨析了領導人的情感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政治需求，是如何使得國家的認知及其決策走向了偏差。在早期強調情感的非理性，即對于認知偏差的促進作用影響基礎上，進入新世紀以來，關于情感的理性功能的討論，在國際政治心理學中日趨受到重視。比如，郝拓德（Todd Hall）系統研究了國家的憤怒、內疚和同情等情感表達。因此，情感要素在不同維度上重構了經典的理性選擇假定。

　　其三，信息情境。關于信息情境的不同理解，成為國際政治心理學與理性主義路徑的根本分歧點。理性主義路徑持信息不充分的預設，認為理性國家為了獲得戰略優勢，會將自身的能力、決心、意愿等私有信息有意隱藏或者歪曲呈現，這種戰略欺騙常常造成理性國家之間的沖突甚至是戰爭，同時也解釋了為何戰爭的結果并不能獲得絕對的收益，但國家仍會發動戰爭。這就是將國家間信息的不對稱，歸因為理性國家的自私和戰略欺騙，這種戰爭的理性主義解釋以費倫（James Fearon）為代表。但在國際政治心理學學者看來，國家間的信息不對稱，并非來源于理性國家的有意戰略欺騙，而可能更多是來源于諸多的認知偏差。此外，行為體的內在私有信息，客觀上有難以精確認知的困難。因此，在信息不對稱的基本預設差異下，國際政治心理學關于沖突或戰爭的解釋，更多聚焦于行為體的內在心理變量及其機制的作用。

　　核心概念創新

　　國際政治心理學在核心概念維度上的創新，可以為描述和解釋國際政治事實，提供更加有解釋力和精確的工具，同時也有助于理解心理要素是如何影響國際政治現象以及純理性的概念，因為其忽視了現實政治中豐富的心理維度，不能揭示出行為體及其關系的實質以及多樣性等特征。

　　其一，新事實的概念化。國際政治中一些重要的新事實出現，比如新的領導人的出現，重要雙邊關系的變化等，都需要研究者提煉更為確切的學術概念。在微觀行為體及其互動層面，國際政治心理學的傳統定性路徑理論，將這一層面的概念創新作為一項基礎任務。比如，新領導人作為影響國家對外關系和國際關系的重要微觀分析單元，其性格特質、認知風格等需要新的概念化。一些重要的領導人，比如美國新總統等為這方面的學術努力提供了素材，同時也催生了重要的人格特質及其外交影響的研究。進而，在領導人及國家的認知風格和戰略思維特質等方面，一些新的案例為重構傳統的特質理論帶來了啟發。

　　其二，主流概念的整合。猶如上文所述，國際政治新事實的出現總是較為緩慢，因此，已有的主流研究概念，包括心理學的概念大多已能較好地滿足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的需要。但部分經典概念在提出者到使用者的學術發展過程中，存在著“概念旅行”“誤用”等現象。加之國際關系現象在全球層面出現的各種變化和轉移，一些經典概念需要進行“正本清源”，加強概念辨析。

　　其三，理性概念的賦能。心理學的概念與變量，本身就是與理性變量相對的。因此，在傳統定性路徑理論及其創新過程中，大多持競爭性的范式創新的科學哲學觀，提煉出比理性主義解釋更為有效的心理學解釋變量及其機制。這種二元對立視角下的競爭性解釋模式創新，是傳統定性路徑的基本模式。然而，傳統定性路徑中也較為注重理性與心理概念的融合，探究將理性概念進行“心理賦能”，從而使得這類解釋變量更有利于捕捉到國際政治現象的多維屬性。比如，在默瑟（Jonathan Mercer）的重要理論研究中，他認為理性主義涉及行為體的重要變量，如認知、偏好、信念、認同等，都受到行為體的重要心理要素的驅動。比如他論證了情感性信念（emotional beliefs）及其對于領導人行為選擇的影響，提煉出其重要的影響機制。第二種理性與心理的融合，體現在將行為體的行為選擇及關系互動，區分為不同的階段，即納入時間維度后，行為體的理性預設將呈現出階段性特質。

　　傳統路徑的持久生命力

　　國際政治心理學的傳統定性路徑，意在引入心理變量，提供與理性主義解釋不同且更具解釋力的范式。在此基礎上，關于原因變量及其影響機制的選擇，從領導人的人格特質和認知偏差，到戰略互動中的情感表達、信號呈現等，都成為傳統定性路徑所青睞的重要來源。繼而，對此重要原因變量及其機制的驗證，傳統上大多為外交歷史案例及其比較分析，在辨析領導人心理變量過程中，也會適當引入重要的量化測量技術。

　　當前，國際政治心理學的理論創新，從路徑和方法來看，更多走向了綜合與多元，即關于國際政治中領導人外交決策及其戰略互動的微觀變量探析，綜合了傳統的定性邏輯分析以及在國際政治研究中更為適用的文本內容分析、實驗研究、定量分析等技術。方法論的多元與綜合，需要服務于研究問題及其問題意識的產生，是基于主流的國際政治心理學理論視角下的現象觀察及其問題反思，因為帶著理論的觀察才能促發相應的研究困惑。對此，國際政治心理學的傳統路徑所重視的假定推敲、推論歸納、類型辨析、概念創新等，仍是其理論研究的前提與基礎，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