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要把握三個邏輯

　　作者：楊長湧（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更好統籌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赝麣v史，從改革開放后的融入世界經濟，到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再到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是我國對外開放理論與實踐與時俱進、步步深入的體現。新形勢下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需緊緊圍繞暢通循環這個關鍵，瞄準提升質量和水平這個目標，把握其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強大動力。

　　理論邏輯：

　　把握兩個對立統一關系

　　經濟循環是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有機銜接和周而復始，是實物循環與資本循環相互交融、相輔相成的結果，其中包含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對立統一關系。國際循環是全球化條件下經濟循環越出一國的產物，是生產、分配、流通、消費鏈條在世界范圍的延伸，本質上仍包含這兩個對立統一關系。從生產力看，國際循環是否暢通，直接表現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是否繁榮，直接決定了全球物質產品和社會財富能否有效積累，直接影響著世界經濟增長、就業、通貨膨脹等宏觀變量。從生產關系看，各經濟體在國際循環中的分工地位明顯不同，不同國家、不同群體從國際循環產生的增值與財富中獲益的程度存在顯著差異。從上層建筑看，國際循環伴隨著經貿規則和治理體系的構建，如國際貿易體制、國際貨幣體系以及各類區域經貿協定等。這意味著，我國要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需要運用系統思維和系統方法，從世界范圍內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等層面一體推動。

　　歷史邏輯：

　　發展階段變化提出新要求

　　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一環。這是對我國當前對外開放新形勢的客觀、理性、精準判斷。

　　從國內看，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要求高質量國際循環助力解決新矛盾新問題。改革開放后至上世紀末，我國引入境外資本、技術并與充裕勞動力相結合，形成“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發展模式，助力解決了供給短缺這個主要問題。進入本世紀后，我國加入WTO，國內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通過調整國際貿易與投資結構，拓展了參與國際循環的廣度和深度，助力解決了大宗商品供給約束和多個行業需求約束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通過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大大提升了國際循環位勢，經濟發展質量不斷提高。要看到的是，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表現在供給存在卡點、堵點、脆弱點，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同時，國際環境明顯趨緊，外部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在此形勢下，一方面要求實施高質量引進來，以國內大循環吸引集聚全球資本、技術、人才等優質要素和資源，改善生產函數組合方式，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另一方面要求推動高水平走出去，提高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中的影響力，對沖外部打壓遏制的影響，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從國際看，經濟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期，要求我國通過高質量國際循環推動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經濟全球化大致經歷了殖民擴張和世界市場形成階段、兩個平行世界市場階段以及“冷戰”結束以來的快速發展演化階段，進入模式轉換和動力轉型期。從生產力看，全球市場需求萎靡，傳統貿易投資不振，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推動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等新業態新模式蓬勃興起。從生產關系看，不同國家、不同群體獲益不均的矛盾充分暴露，成為逆全球化思潮抬頭的主要誘因。從上層建筑看，全球治理體系與國際經濟政治格局變化的不適應、不對稱前所未有，亟待調整完善。在此形勢下，我國作為具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大國，要通過高水平開放構建高質量國際循環，著力推動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著力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合作共贏，著力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

　　實踐邏輯：

　　找準提升質量水平的方向

　　我國已深度融入國際循環，但國際循環的質量和效益仍有較大拓展空間。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就是要夯實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強同世界經濟更為密切、更高質量的交流和互動。

　　從比較優勢看，過去以要素成本為主，未來要向強大國內市場為主轉變。這是從生產力層面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的根本。其中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強大需求市場。關鍵是要推動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持續邁上新臺階，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動中等收入群體在目前4億多人基礎上明顯擴大，打造充滿活力的消費環境，形成對全球優質商品、服務以及市場導向型優質外資的引力場。二是強大供給市場。關鍵是要在保持全球最完整產業體系的同時，依靠創新驅動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打造世界一流的產品質量、行業標準和服務體系，鞏固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等貿易投資新優勢。

　　從規則基礎看，過去以融入國際經貿規則為主，未來要向對標進而引領高水平國際經貿規則轉變。這是從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層面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的主要方向。一方面，順應國際經貿規則由“邊境上”邁向“邊境后”的趨勢，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高標準經貿協議，主動對照相關規則、規制、管理、標準深化國內相關領域改革，構建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另一方面，用好共建“一帶一路”的豐富經驗，在設施聯通、陸上貿易、電子商務、能力建設、共享發展等領域探索引領相關國際規則演進，更加突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著力推動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

　　從衡量標準看，過去以開放型經濟自身發展指標為主，未來要向是不是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循環轉變。過去衡量我國參與國際循環的情況，往往使用對外貿易增速、利用外資規模、對外投資規模等開放型經濟自身發展的一些指標。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衡量我國參與國際循環的整體情況，要將國際循環與國內循環統籌起來考慮。例如，不僅要關注外貿本身的增速，還要關注外貿是否帶動了國內產業升級、關注內外貿一體化水平；不僅要關注利用外資本身的規模，還要關注外資是否帶動了供給結構改善；等等。必須將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與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一體推進，在衡量標準方面體現二者相互促進的關系，才能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更強動力。